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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垄断:怎么看 怎么办(2)

隐私 时间:2019-08-12 浏览:
在很多人的直觉中,这一点几乎是显然的。几年前,著名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在一段演讲中就发表过类似观点。他说:“我认为大数据会缔造大公司,十年、二十年之后,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就是有最多数据、最大数据的公司。

在很多人的直觉中,这一点几乎是显然的。几年前,著名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在一段演讲中就发表过类似观点。他说:“我认为大数据会缔造大公司,十年、二十年之后,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就是有最多数据、最大数据的公司。将来谁在数据方面能胜出,谁有最大的数据公司,谁就是最大的胜者……随之而来的是垄断,这意味着大角色大企业会自然而然的变得更大,越做越大,越大越强。越多的人加入到网络当中,网络就越值钱、越有价值。”

而和未来学家相比,从事反垄断经济学研究的专家对这一问题则要谨慎得多。举例来说,去年11月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曾对数据垄断问题进行过一次听证会,多位在业内具有很高知名度的经济学家都出庭作了证。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数据的确可以大幅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但如果企业想仅仅依靠数据来实现垄断,则是十分困难的。

为什么反垄断经济学家们更倾向于对数据强化垄断力量这一问题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呢?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个原因就是数据所具有的高度可替代性。对于同样的问题,可以利用很多不同的数据进行分析,其得出的结论都是有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一个企业完全拥有了某些数据也不能完全排除竞争,从而实现垄断。

关于这一点,2016年发生的欧盟批准微软收购领英(LinkedIn)案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在微软向欧盟反垄断机构提交申请后,欧盟委员会内部曾为是否通过这一申请发生过不小的争议。一些人认为,微软收购领英之后,可能整合双方原有的数据库,这不仅会消除两个企业之间原本存在的基于数据的广告竞争,还会强化合并之后的企业的市场力量,从而起到排除、限制竞争的作用。然而,在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欧盟委员会最终认为这类竞争问题很难出现。原因就在于即使在两家企业合并之后,其他广告企业仍然可以通过很多渠道继续获得对广告有价值的互联网数据。

另一方面,尽管数据是一种有用的要素,但是这种要素是不会单独起作用的,必须配合上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组织力量,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资源和举措,数据这种资源就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真正的资本。当然,数据本身也就更不可能成为企业市场力量的来源。经济学家兰布雷希特(AnjaLambrecht)和塔克(CatherineTucker)曾写过一篇论文对数据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他们发现:“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不断变化的数字经济中,仅仅依靠数据就能充分排斥更优的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要想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数字战略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使用数字技术,给用户带来价值上面。”换言之,在竞争中,数据虽然重要,但绝非关键,希望用数据来建立或者巩固垄断地位,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很多市场进入的例子也从反面说明了问题。经济学家杰弗里·曼恩(GeoffreyA.Manne)曾对不少互联网企业的崛起进行过分析,结果发现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开始时都几乎没有数据,更不是什么数据驱动型的企业。他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数据更多的是互联网平台持续运行时的副产品,而不是创建互联网平台时的关键。

数据垄断的“三宗罪”

现在,且让我们暂时丢开关于“数据垄断”是否可能的讨论,假设某些企业依靠自身的能力可以垄断数据资源,或者可以通过数据来对自身的垄断地位加以巩固,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在现有讨论中,认为“数据垄断”带来的危害大约有三个方面:一是对竞争的破坏;二是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三是可能带来的隐私等方面的风险。如果我们细细分析,这三个可能的危害似乎也大有值得商榷之处。

先看对竞争的破坏。为什么数据垄断会产生这个后果呢?综合起来,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拥有更多数据资源的企业可能会利用手中的资源来采取一些“妨碍性滥用”行为。例如,如果一个优势企业掌握了关于交易对象的充足数据,则它可以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某些条件,一旦数据显示对方没有按自己的要求办事,就停止与其交易。应当承认,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优势企业之所以可以强迫交易对象遵从自己的意志,通常是因为它们在其他方面所占有的优势,数据充其量只能算作它们实施类似行为的一个条件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认为数据允许企业实施“妨碍性滥用”行为,从而破坏市场竞争环境,这种认识至少是片面的。

第二个原因是拥有丰富数据的企业之间可以更好地进行交流,从而进行合谋。这一点看似有道理,但其实并不正确。诚然,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很多企业之间已经可以利用算法来监控彼此的经营数据,并以这些数据为根据,来调整自身产销,从而达到合谋的目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更为关键的其实是算法,而非数据。事实上,通过算法的设计,企业之间即使借助很少的数据和信息也可以达成交流,实现合谋。因此,算法合谋本身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症结却在算法,而无关太多数据问题。

再看对于消费者利益的损害。这一点指控,最主要来自于对“个性化服务”的抱怨。当企业拥有了海量的数据之后,就可以对消费者进行精准的画像,从而对其提供“个性化服务”。在欧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将“个性化服务”分成了个性化广告、个性化搜索,以及个性化定价这三个类别,并指出尽管这三种形式在表现上存在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经济学上所说的“价格歧视”的一种体现。

熟悉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价格歧视,也就是对不同的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格,会让部分的消费者剩余转移到企业手中,从而让消费者剩余下降。从这个角度看,“个性化服务”确实会损害消费者利益。但是,正如欧洲委员会的那份报告中指出的,“价格歧视”在实现这种转移的同时,还会有一种“市场创造”(mar-ketopen)效应。通过精准地识别消费者的需求,企业可以让很多原来并不在市场中的消费者纳入到市场中来,而这部分消费者,却是确确实实得到实惠、能实现自身福利的改善的。如果考虑到这点,那么“个性化服务”对消费者整体所产生的整体福利效应就是不确定的。究竟作何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不同消费者群体的重要性,如何对他们的效用状况进行加权。